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中学西传"，传教士都做出过重大贡献，而对中西文化典籍的互译和对大量文献的编撰是最重要的途经之一。1840年以前传教士所译介的宗教文献和科学书籍，虽然数量很大且科目丰富，但不带有现代思想。1898年，中国本土知识分子开始大规模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并带来了现代启蒙思想。为这一大规模译介西学起直接铺垫作用的是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翻译活动，这些活动提供了传播西学、开扩视野和视角等方面的帮助，同时还为中国启蒙思想家提供了翻译策略和技巧，以及在书面文本中使用白话文的现代意识。马礼逊是"第一个踏上中华帝国的基督教新教徒"，堪称是西典籍翻译的先驱。他首次将《圣经》系统地翻译成中文，马礼逊的圣经汉译本"忠实，明达和简易"，既有经典作品的庄重，也有口语体的通俗，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也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马礼逊还克服了重重困难，编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文字典《华英字典》，《华英字典》是当时在华西人和传教士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化、风土人情的工具书，也是今天语言与文化研究宝贵的语料和史料。此外，马礼逊还翻译了诸多中国典籍文献，并蓍书立说，积极传播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化，为"中学西渡"起了先导作用。传教士为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最早将儒家文献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传教士是西班牙传教士高毋羡，他首次将明代儒家的通信性文献《明心定鉴》译为西班牙文，从而开创了儒家文献翻译成西文语言之先河。罗明坚是最早将儒家经典文献译成西方语言的传教士，他所译的《大学》在西方公开出版发表，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利玛窦是第一个将《四书》译成拉丁文的入华传教士，虽然此手稿至今尚未发现，但在学术上有极大的意义。利玛窦以后来华的耶稣会士郭纳爵、殷铎泽分别翻译了《中庸》、《论语》，并最终由柏应理将其汇集成《西方直译四书》在法国出版，这本书在整个十八世纪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西文化的交往有2000余年的历史，但真正的东学西渐却是从明末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介绍开始的。在过去的400年里，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大致经历三个阶段：以利玛窦神父（Matthaeus Ricci1552--1610）为代表的初创阶段；以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79）为代表的专业化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式微阶段，这时传教士已经不是儒家经典翻译的主流，而让位给20世纪的汉学家。从16世纪末开始，东来的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经典陆续有所译述，但将《四书》、《五经》完整地译为英文介绍给西方世界的，除理雅各（James Legge）外，别无他人。翻译是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的产物，译者的前理解、历史性不可避免地要发挥作用，但译者更应当倾听原文发出的声音（信息、真理内容），不断扩大自己的视域，力求与原作的视域交融，并在此过程中得到升华。理雅各译本的成功之处正在于此。这无疑对后来中国启蒙思想家严复等的翻译思想也产生了影响。

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作为人类文化的传递工具，翻译活动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在人类的历史中可谓影响深远。